廖昌永(口述) 本报记者 杨雪（采访整理）

廖永昌

▲廖昌永（右）与多明戈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合作演出《游吟诗人》

▲一九九八年，挪威宋雅王后访问中国时与廖昌永会面。

■■■今年10月，挪威哈拉尔五世国王与宋雅王后访华，宋雅王后提出要见廖昌永一面。原来，早在21年前，廖昌永参加“宋雅国际声乐大赛”时获得了金奖第一名，以音乐为桥梁谱写了一段中挪两国的佳话。在那一年前后，廖昌永连续夺取了法国“第四十一届图鲁兹国际声乐大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等国际声乐重要赛事的第一大奖，从而创造了一年内连续三次夺得一流国际比赛大奖的纪录。廖昌永成为国际声乐乐坛的宠儿，就在许多国际知名剧院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他选择留在中国。他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感谢改革开放对他人生命运的改变。

一

我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很有缘。可以说，我人生中的每一次重要改变，都是在改革开放不断前进的步伐下取得的。

1978年，我10周岁，正值改革开放伊始，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讲，这成为改变我们人生命运的重大事件。我们这些乡下的年轻人正是通过恢复高考走进了大学校门。我自己与那个时代洪流下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村孩子一样，从此有机会看到世界对我们敞开的另一扇大门。

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我20岁。那一年，我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在此之前，我连钢琴也没有学过。当年负责招生的倪承丰老师相信我有着良好的潜质，所以尽管我视唱练耳的基础较差，但他仍然让我通过了考试。就这样，我带着母亲的嘱托和希望，带着对音乐的渴望和追求，第一次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四川，来到了上海这座大都市，开始了我全新的学习和生活，也开始了我探索、追求音乐艺术的第一步。我没有忘记，踏进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步，我是赤脚走来的。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从中午12点多火车进站直到晚上6点，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当时我望着满街的水，心疼妈妈给我买的新皮鞋，我当即脱掉皮鞋，赤着脚一步一步走入上海音乐学院。

赤着脚进来，却在这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学院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一进校，我就幸运地跟随意大利回来的男高音歌唱家罗魏学习，一年后，我又开始跟随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老师学习。我不但从两位老师那学到了歌唱发声方法和一位艺术家应该具备的修养，而且学会了意大利语和法语。6年后的1994年，我第一次出国参加“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并获得了法语奖。在1996年到1997年一年的时间里，我连续拿到了三个重要国际声乐比赛的第一大奖：法国“第四十一届图鲁兹国际声乐大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从而创造了我国声乐选手一年内连续三次夺得一流国际比赛大奖的纪录，这为我走向国际声乐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我赴挪威参加“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时，宋雅王后不仅把第一名的奖牌颁发给我，同时称当天我获奖的日子为“中国日”。此后，宋雅王后曾多次邀请我赴挪威演出，并赴挪威举行了专场音乐会。

1997年6月，我去参加以多明戈名字命名的歌剧大赛“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多明戈先生听到我的演唱后说，“他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世界级的歌唱家，拥有一流的技术和音乐感悟力，他用心中的音乐打动人……是新一代的杰出人才。”与此同时，多明戈邀请我于1998年初去日本参加他本人举办的新年音乐会。随后，我便与这位被誉为“歌剧之王”的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开始了赴世界各地演出的历程。

二

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我作为特约嘉宾在新落成的上海大剧院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何塞·卡雷拉斯联袂演出。1999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我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举行音乐会……

当时我面临一个选择,很多国际知名剧院向我发出邀请，如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就提出为我提供奖学金和生活费，邀请我和太太一起到纽约去学习和生活。上世纪90年代，正赶上出国留学的热潮，当时我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到国外深造，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艰难的。我和我的家人、老师还有领导进行了多次深入商讨之后，最终我做了一个决定———留在国内。听到我这个决定，国外一家著名歌剧院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写道：“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年轻人，像你这样拒绝了我们的邀请！”我选择留下来，是上海市的老领导和我的老师们对我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培养你这样一名音乐家非常不容易，希望你留在国内，扎根中国，面向世界，为人民歌唱，人民也需要你这样的歌唱家！同时我们还希望你能够带着中国音乐家的作品走向世界，希望你能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那段时间，我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演出，一半时间在国内。我与国外各个剧院开始了长期的合作。这段经历对我后来思考如何让中国音乐走出来，把世界音乐请进来，以及为上海音乐学院所做的一系列改革的诸多想法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从2000年开始，我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后来又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声乐歌剧系主任。此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帮助联系邀请被誉为世界三大男高音中的两位，何塞·卡雷拉斯和多明戈来中国演出，而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歌剧系里有一半的教师都是我这些年陆续从国外请回来的。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些年，我还做了很多教学上的改革。我们成立了歌剧中心、创建大师工作室。当时有一项创新工作，我们称之为：一套班子、三块牌子。所谓一套班子，就是整个声乐歌剧系艺术委员会。三个牌子，就是声乐歌剧系、周小燕歌剧中心、周小燕大师工作室。声乐歌剧系以教学为主培养学生，歌剧中心以艺术实践为主，大师工作室以理论教学为主。我们邀请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家中心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大师工作室。我们还排了很多歌剧和音乐会，如《茶花女》《卡门》《一江春水》等。我们提出“破三门”：打破师门、走出校门、跨出国门，这让我们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屡获大奖。这些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三

改革开放的第三个10年里，我无论是个人，还是在上海音乐学院所开展的一些创新性工作上，都取得了诸多成绩。

2010年，我开始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分管学校的艺术实践和重大活动，这段时间我做了最大力度的改革，我提出把艺术实践教学纳入到本科教学的教学体系。以前我们的教学是封闭式的，就是老师和学生一对一的上课，对艺术实践不是特别看重。我长时间在国外演出，观察到歌剧中一些普通的角色都是从各个学校里的优秀学生中选拔出来的，我思考着在教学方面要做出重要改革，必须加大实践方面的训练。所以在本科阶段开始，我把艺术实践纳入到教学体系，鼓励本科生参加艺术实践的活动和学习。所以从我接手副院长时学生的实践类经费全年只有9万块钱，逐渐增加到现在的每年三四千万左右。我们把这些经费用来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学生演出数量从过去的每年五六十场，到现在院一级的达到600多场，如果再加上系里的演出，每年达到约1000场，这一项举措让我们的学生就业率有了很好的保障，学生们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在国内外排戏演出。这些年我们加快了国际化办学的速度，我们所做的改革，可以说步伐迈得很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一直在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给了我更强的信心。在我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曾给中央领导汇报过工作，我说到想做“上海三部曲”的歌剧创作、中国艺术歌曲的归纳、整理、出版、发行以及音乐类学术文章整理。为此我们做了10年规划。“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歌剧《一江春水》，这是根据1947年由白杨主演的电影改编的，这部电影当时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它讲述的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青年张忠良，在成长道路上受到挫折和诱惑之后，彷徨、颓废的过程。我想，它对于当前社会仍然是具有警示作用的。这部剧在首演之后，被选入上海艺术节作为开幕式演出节目，社会影响很好。后来我们陆续创作了《日出》《汤显祖》《贺绿汀》等剧目在全国巡演。《贺绿汀》今年演了17场，我们把这部剧带到了贺绿汀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包括邵阳、盐城、武汉、汕尾等，因为这部剧兼具革命性、艺术性和教育性，我们把它叫做“行走的课堂”。

这几年我们还在做中国艺术歌曲百年的课题，这个课题，我们所做的是从挖掘整理、委约创作、艺术发行、对外宣传到搜集论文等全方位的工作。到现在我们已经整理了毛泽东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了多部艺术歌曲音乐会、制作了近当代艺术歌曲唱片等，我们打算用10年时间建立起中国艺术歌曲体系。今年11月，我们举办了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选手来自世界各地。从复赛到决赛进行网上直播，点击量达到了150多万次。这个比赛让我感到中国艺术歌曲前景非常美好，也证明中国艺术歌曲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之大。我们还在筹备做一个中国艺术歌曲推广中心。这一切使我们看到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国际文化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作为文艺工作者，更要有所担当。

在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很多代表、委员问我，你们所代表的学院派音乐对于老百姓来讲特别神秘。在这样的启发下，我决定要做一些对社会开放的音乐课程。比如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我提出做了一个音乐节开放周。再如在不影响学院正常教学的前提下，我们将学院里研究生从开题报告到论文答辩以及学生们排练、上课的过程也对社会开放。我们还做了一部分惠民演出票，让大家都有机会到我们的音乐课堂上、到我们的音乐厅中去了解声乐，了解学院派。包括很多社会人士很想学习唱歌，我们也做了网络课程，将我们的大师工作室通过网络开放给社会观众，教授大家如何科学发声、科学训练，怎么唱歌才是好听的、是情真意切的，怎么做到与歌曲的意境相符合，与人物的设置相一致等，通过这样一些课程普及了中外声乐作品。这个课程我们在网络上已经开展了4期，叫做“音悦艺道”，课程讲解兼具专业性、艺术性和普及性，反响非常好，非专业人士也能够看得懂。

其实我始终认为，歌唱并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所谓美声，就是美好的歌唱。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用美好的声音、美好的歌唱去迎接美好的新时代。今年我50岁整，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也作为享受着改革开放给我以及我所从事的中国音乐事业所带来的红利的获益者，我感恩改革开放，也希望自己以文化人的身份，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继续为中国声乐事业推波助澜。